徐永清：杭爱山下

杭爱山，位于蒙古高原的西北，长约700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两汉时代，称杭爱山为燕然山。

蒙古国境内杭爱山，即汉时所称燕然山

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应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校长喇呼苏荣博士的邀请，内蒙古大学教授齐木德道尔吉携同延安大学讲师高建国飞赴乌兰巴托，组成6人中蒙联合调查队，对杭爱山余脉的这处摩崖进行实地考察。

摩崖石刻在蒙古国杭爱山一个支脉Inil Hairhan，位于向西南突出的红褐色岩石上，方位为东经104°33′14.7″，北纬45°10′40.4″，海拔1488米。摩崖在离地约4米之处，呈长方形，高0.94米，宽1.3米；石面虽经简单平整，仍凹凸不平，加之岩石坚硬，镌刻字体大小、刻画深浅稍有差异。石面右半部分较为破碎，兼覆有黑色岩锈，字迹较为模糊；左半部分是铭文结尾，石面较为平整，部分字体稍大、字迹清晰。

《燕然山铭》摩崖石刻拓本

经仔细辨识和抄录，摩崖自右往左共20行，每行字数不等，最少5字，最多17字，平均每行15字，隶书镌刻。从外观上看，摩崖在匆忙之间完成，石面处理得比较粗糙，有些字就刻在凹陷之处。经历了近两千年的风吹雨淋，石面风化较为严重，字迹漫漶。整体而论，这处摩崖应是在行军的较短时间内刻成的，崖体并不具备理想的镌刻条件。（见齐木德道尔吉、高建国有关《封燕然山铭》摩崖的三个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中蒙联合考察队于7月31日下午2时许完成了对摩崖石刻的拓片、照相等工作，并对石刻文字做了仔细核对和辨识，最终确认并确定，该摩崖石刻即为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所作的《燕然山铭》。

《后汉书·窦宪传》记载，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与南匈奴、乌桓、西戎氐羌等部族结成联军，深入大漠腹地讨伐北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获得大胜，几乎全歼了北单于主力。当时，随军的班固写了《燕然山铭》，刻在摩崖上。然而，《燕然山铭》的石刻具体地点在哪里，一直没人知道。

《燕然山铭》，在南朝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和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中都收录有全文。范晔《后汉书》载“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窦宪遣客刺杀畅，发觉，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大破单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摩崖石刻是班固铭文最初的文本，共20行，可辨认字迹229字，占《后汉书》所记铭文295字的四分之三。摩崖石刻一部分文字，与《后汉书》所记存在细微差异。

还有个别文字，与《后汉书》所记区别很大。第14行的“汙冒頓之逗略”，《后汉书》作“躡冒顿之區落”，“逗略”，与“逗落”同音，是匈奴语“名冢”之意。“汙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这句意为获胜的窦宪军玷污了冒顿单于坟墓，焚烧了老上单于的龙庭。蒙古国的考古发现显示，在匈奴龙城以西的鄂尔浑河谷地带发掘到多座匈奴贵族墓葬，如高勒茂都1号、2号墓葬，出土器物和墓葬规格均显示其为单于级别的墓葬，而这里正是汉匈联军出击的军事目标。

在蒙古国此次新发现的《封燕然山铭》摩崖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汉文题刻。该题刻位于摩崖下方距离地面不足两米处，字迹边框约半米见方，呈不规则四方形。题刻靠左，自上而下镌有15厘米见方的两个大字，仔细辨识为“漢山”两字，依字体和逻辑而论，“漢山”二字与《燕然山铭》摩崖是同时镌刻的。与上部摩崖铭文相比，“漢山”字迹相近，字体较大，字义则反映了与“汙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相类的情绪宣泄。

《燕然山铭》摩崖刻石的发现，证实了一千多年来的文献记载。对于考订燕然山的位置，也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燕然山是今蒙古国的杭爱山。《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杭爱山在汉代标为燕然山，在隋唐时标为于都斤山、乌德鞬山，在蒙元时标为杭海岭，至清代才标为杭爱山。杭爱山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西南，核心地域包括今前杭爱省、后杭爱省和扎布汗省辖地，西北东南走向，是一座绵延700公里的巨大山脉，但摩崖所在山丘仅在杭爱山余脉，距杭爱山核心区域尚有一定距离。

“燕然山”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汉文献，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战败投降之地。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也证实了今杭爱山就是燕然山。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征柔然时，抵达了燕然山南最重要的两条大河即栗水和兔园水，“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车驾次于兔园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见《魏书·茹茹传》，中华书局，1974年）

齐木德道尔吉和高建国指出，窦宪率领的汉匈联军曾到达北匈奴腹地，并登临燕然山，后率军南返，回至翁金河畔安营休整，并在摩崖所在山丘举行了隆重的封山祭天、刻石颂功等一系列庆祝活动，此处也是《魏书》所记的“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的地方，摩崖所处山丘虽不在燕然山腹地，却仍然是其余脉，故而班固等人依然将其视为一山。

汉代地图实物存世极少，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马王堆帛地图，是公元前168年以前的作品，分别为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均与军事用途有关。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因擅权暴虐，汉和帝决定诛灭窦氏，班固受其株连而免官。后又被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遂死于狱中，享年61岁。

作为中国古代早期的地理学家，班固在《汉书》中首创《地理志》，详尽地讲述了三代、战国、秦、汉以来的国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地理专志。

在班固的史学名著《汉书》的《严助传》中，载有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的《上书谏伐南越》，其中一段诗关于地理地貌地图的著名论述“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

由此可见，有汉一代，兵伐征战，地图已是必不可少的兵家工具，而淮南王刘安对汉武帝提及的地图，看起来还是一张小比例尺的地图。

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北匈奴内部发生分裂，“党众叛离”，南匈奴乘机攻其南，丁零乘机寇其北，鲜卑从东面频频进击，西域从西面不断邀截，北匈奴苦不堪言，并于章和元年（公元87年），被鲜卑人杀死了单于。

章和二年（公元88年），都乡侯刘畅晋京吊章帝之丧，得幸窦宪的姐姐窦太后，窦宪见忌，派刺客杀死刘畅。真相败露，窦太后大怒，窦宪被拘，于是他请求出击匈奴，以赎死罪。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南匈奴上书汉廷，请求与汉朝军队共同出兵击灭北匈奴。窦太后命窦宪、耿秉率骑八千出塞，史学家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

公元89年夏，车骑将军窦宪、征西将军耿秉大军出朔方郡鸡鹿塞，南单于三万南匈奴军队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八千兵出稠阳塞，三军会师涿邪山，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北单于大败逃走，汉军追击北匈奴各部到达和渠北醍海，前后斩杀一万三千余人，俘虏部族二十余万人，出塞三千多里。大军登上燕然山，中护军班固受窦宪之命，撰铭勒石记功。

永元二年（公元90年）七月，窦宪将兵出镇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邓叠任其副将。北单于因为汉王朝遣还他的弟弟，又派车携储王等人居延塞见窦宪，请求向汉称臣，并想入京朝见。窦宪上表请示后，派班固、梁讽前往迎接。这时，南单于上书汉廷，建议乘机消灭北单于，然后，南北匈奴合并归汉。汉廷同意，于是，南单于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受重伤逃走。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转头返回。窦宪认为北单于势力微弱，想乘机将其彻底消灭，于是在永元三年（公元91年），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兵出居延塞，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单于，斩阏氏、名王以下5000余人，北单于领数骑逃脱。

此次汉军出塞5000余里，是汉军出击匈奴行程最远的一次。这次战役后，北匈奴一部向西远徙，余部溃散。

1800多年以后，就在居延塞这片地域，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来10万大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7169部队（特种工程指挥部），我的父亲，是这支大军中的一员。在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度贫乏的物资供应面前，工程兵指战员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经过两年半的艰苦施工，戈壁滩上矗立起中国原子弹试验场和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奏响了一曲高亢嘹亮的新塞外军歌。

王维的《使至塞上》，是唐诗边塞诗中脍炙人口的一首，于今读来，却让我别有感慨。我们至今仍在关注的“燕然”“居延”这些古代边地，早在千年之前，就是诗人们娴熟运用的创作元素了！

文、图 / 徐永清